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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都進入了一個高峰時期，香文化也從皇宮內院、文人士大夫階層擴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且出現了《洪氏香譜》等一批關於香的專著，步入了中國香文化的鼎盛時期。
    宋代的航海技術發達，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比唐代更為繁榮。巨大的商船把南亞和歐洲的乳香、龍腦、沉香、蘇合香等多種香料運抵泉州等東南沿海港口，再轉往內地，同時將麝香等中國盛產的香料運往南亞和歐洲。（沿“海上絲綢之路”運往中國的物品中，香料佔有很大的比重，常被稱為“香料之路”。）
    宋朝政府還在泉州設立了市舶司（類似於現在的海關），專門負責管理進出口貿易。當時市舶司對香料貿易徵收的稅收甚至成為國家的一大筆財政收入。宋朝政府甚至還規定乳香等香料由政府專賣，民間不得私自交易。足見當時香料貿易的繁盛與香料用量之大。 
    宋代之後，不僅佛家、道家、儒家都提倡用香，而且香更成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在居室廳堂裡有熏香，各式宴會慶典場和也要焚香助興，而且還有專人負責焚香的事務；不僅有熏燒的香，還有各式各樣精美的香囊香袋可以掛佩，製作點心、茶湯、墨錠等物品時也會調入香料；集市上有專門供香的店鋪，人們不僅可以買香，還可以請人上門作香；富貴之家的婦人出行，常有丫鬟持香薰球陪伴左右；文人雅士不僅用香，還親手制香，並呼朋喚友，鑒賞品評……
    從宋代的史書到明清小說的描述都可看到，宋之後的香與人們生活的關係已十分密切。
    這一時期，合香的配方種類不斷增加，製作工藝更加精良，而且在香品造型上也更加豐富多彩。除了香餅、香丸、線香等，還已廣泛使用“印香”（也稱“篆香”，用模具把調配好的香粉壓成回環往復的圖案或文字），既便於用香，又增添了很多情趣。在很多地方，印香還被用作計時的工具。
    與“焚”香不同的“隔火熏香”的方法也較為流行：不直接點燃香品，而是先點燃一塊木炭（或合制的炭團），把它大半埋入香灰中，再在炭上隔上一層傳熱的薄片（如雲母片），最後在薄片上面放上香品（單一的香料或調製的香丸），如此慢慢“熏”烤，既可消除煙氣，又能使香味散發更加舒緩。 
    到明朝時，線香已有廣泛使用，並且形成了成熟的製作技術。

             

    各類典籍都有很多關於香的記載，周嘉胄所撰《香乘》尤為豐富。
    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也有很多關於薰香與香料的內容，例如：香附子，“煎湯浴風疹，可治風寒風濕”；“乳香、安息香、樟木並燒煙薰之，可治卒厥”；“沉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蘇合香、安息香、樟腦、皂莢等並燒之可辟瘟疫”。
    《本草綱目》還記載了製作線香的技術（擠壓成條）：用白芷、甘松、獨活、丁香、藿香、角茴香、大黃、黃芩、柏木等為香末，加入榆皮面作糊和劑，可以做香“成條如線”。

         

    香具方面，宋代最值得關注的自然是瓷器。宋代燒瓷技術高超，瓷窯遍及各地，瓷香具（主要是香爐）的產量甚大。在造型上或是模仿已有的銅器，或是另有創新。由於瓷爐比銅爐價格底，所以很適宜民間使用。宋代最著名的官、哥、定、汝、柴五大官窯都製作過大量的香爐。瓷爐雖然不能象銅爐那樣精雕細琢，但宋代瓷爐卻自成樸實簡潔的風格，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
    在元明清時期，開始流行香爐、香盒、香瓶、燭臺等搭配在一起的組合香具。
    到明朝宣德年間，宣宗皇帝曾親自督辦，差遣技藝高超的工匠，利用真臘（今柬埔寨）進貢的幾萬斤黃銅，另加入國庫的大量金銀珠寶一併精工冶煉，製造了一批蓋世絕倫的銅制香爐，這就是成為後世傳奇的“宣德爐”。“宣德爐”所具有的種種奇美特質，即使以現在的冶煉技術也難以複現。
    對宋元明清的文人來說，香已成為生活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從蘇軾出神入化的詠歎，到《紅樓夢》豐富細緻的描述，這一時期文藝作品對香的描寫可謂俯仰皆是。
    而且從蘇軾、曾鞏、黃庭堅、陳去非、邵康節、朱熹、丁渭等人寫香的詩文中可以看出，香不僅滲入了文人的生活，而且已有相當高的品位。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香也不單單是芳香之物，而已成為怡情的，審美的，啟迪性靈的妙物。如蘇軾的《和魯直韻》、朱熹的《香界》：

            《和魯直二首》

      四句燒香偈子，隨風遍滿東南；
      不是聞思所及，且令鼻觀先參。

      萬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斕斑；
      一炷煙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閑。

               《香界》

    幽興年來莫與同，滋蘭聊欲泛光風；
    真成佛國香雲界，不數淮山桂樹叢。
    花氣無邊熏欲醉，靈芬一點靜還通；
    何須楚客紉秋佩，坐臥經行向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