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jala

    燒香是中國民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三個特點極為引人注目：一是普遍性，漢人燒香，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燒香，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乎無處不燒。二是歷史悠久，現存文獻《詩經》《尚書》已有記載，則其起源必早於詩書時代即西周。三是普及性，幾乎做什麼都要燒香：對祖宗要燒，對天地神佛各路仙家要燒，對動物要燒，對山川樹木石頭要燒；在廟裡燒，在廁所也燒；過節要燒，平常也要燒；作為一種生活情調要燒，所謂對月焚香，對花焚香，對美人焚香，雅而韻，妙不可言；作為一種門第身份，所謂沉水熏陸，宴客鬥香，以顯豪奢；虔敬時要燒，有焚香彈琴，有焚香讀書；肅殺時也要燒，辟邪祛妖，去穢除腥；有事要燒，無事也要燒，燒本身就是事，而且還會上癮，稱為“香癖”，就仿佛現代人的抽煙飲茶一樣。 
　　有趣的是，不特中國燒香，世界上好多民族和國家也燒。香的英語寫作incense，查《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八卷第５４３頁），載有如下內容：古埃及人從阿拉伯和索馬里沿海地區引進香料樹，把香當作宗教儀式中的重要用品。巴比倫人在祈禱和占卜時往往焚香。以色列人在被擄往巴比倫（西元前５８６年－－前５３８年）以前引進了香，到了西元前５世紀，一些祭壇專供奉香之用。印度教特別是濕婆派在正式禮拜和家常禮拜中都要焚香；佛教在節日禮拜、成年禮拜以及日常禮拜中都焚香。日本神道教也焚得。從西元前８世紀希臘人就焚燒木頭和樹脂，以供奉神明和祛除惡魔。羅馬人先是焚燒香木，後來引進了香，焚香在公祭和私祭上以及崇奉皇帝時越來越顯得重要。 
　　中國燒香的歷史，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以漢武帝為界，前面為第一期，可稱初始期。其間，所燒的香有以下幾種： 
　　柴，玉帛，牲體，香蒿，粟稷等。 
　　燒香的作用是唯一的，用來祭祀。燒香行為由國家掌握，由祭司執行。 
　　周人升煙以祭天，稱作“禋”或“禋祀”。《詩·周頌·維清》：“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箋：“文王受命始祭天。”即是說，這種祭制始于周文王。 
　　其具體祭法為：將犧牲和玉帛置柴上，燃柴升煙，表示告天。《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熈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禋之言煙。”“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疏：“禋，芬芳之祭。”（用《十三經注疏》本，下同。） 
　　可見，所謂禋祀，一是點火升煙，二是煙氣為香氣。以香煙祭神，那麼這就是後世所謂“燒香”了。 
　　這一期，香事有以下特點：一是香品原始，為未加工的自然物，還不是後世正規意義上的“香料”（樹脂加工而成）；二是自然升火，不用器具如後世的“香爐”；三是專用於祭祀，而祭祀由國家掌握，即，燒香還沒有生活化，民間化。明周嘉胄《香乘》引丁謂《天香傳》謂：“香之為用，從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達蠲潔。三代禋祀，首惟馨之薦，而沉水熏陸無聞也。其用甚重，採制粗略。” 
　　第二期，從漢武帝到三國，可稱引進期。漢武帝于中國香事的發展，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晚清以來，連綿不斷的戰爭和政局的長期不安，以及西方社會思潮的傳入，使中國的傳統社會體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中國香文化也進入了一個較為艱難的發展時期。
    品香用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奢侈品”，所以香文化的發展特別需要一個安定繁榮的“盛世”環境，而近現代社會的持續動盪，不僅極大的影響了香料貿易和制香行業的發展；也使人們失去了熏香怡情的閒情逸致。

    另一方面，近現代中國在科技、軍事上全盤落後於西方世界，也引發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懷疑，開始廣泛接受西方的現代文化思潮。而在民族危亡之際所開始的對傳統文化的反思難免過於偏激，由此而來的矯枉過正的、運動式的批判，使得傳統文化中的許多精華被混同於糟粕一併否定了。甚至象淨心明志、修身養性這樣的觀念也被當作消極的態度受到了批判。在這種偏激的反思中，具有鮮明傳統特徵的香文化受到株連也是必然的事情。

    同時，隨著文人階層在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上的嬗變，自魏晉以來長期支持推動著中國香文化發展的文人階層的力量越來越衰弱。在這種情勢下，早已融入了書齋琴房和日常起居生活的香文化也漸行漸遠，失去了安神養生、美化生活、陶冶性靈的內涵，而主要是作為祭祀儀式被保留在廟宇祭祀之中。
    古代的香，所用都是天然香料，而現當代以來，化學香精已成為制香的主要原料。
    由於化學工業的發展，在19世紀後半期，歐洲就已出現了人工合成香料（即化學香精）。這些化學香精不僅能大致地模擬出絕大多數香料的味道，而且原料（如石油、煤焦油等）易得，成本價格極其低廉，並能輕易的產生非常濃郁的香味。所以它很快就取代了天然香料，成為現代工業生產中的主要添香劑，在制香行業中同樣如此。

    較之天然香料，採用化學香精製作的香品價格低廉，自然是廠家願制，商家願賣，香客願買。以至於現在我們在市場上能見到的絕大多數香品都是這類化學香精香。名為檀香、沉香，其實只是使用了有“檀香味”或“沉香味”的化學香精。
    化學香精與天然香料相比，雖然香味相似，甚至香氣更濃，但就香味品質及安神養生、啟迪性靈的功能而言，兩者卻不可同日而語。很多天然香料被列為上品藥材，而作為化學產品的合成香料雖初聞也芳香四溢，但多用卻有害于健康。而且，即使單就氣味而言，化學香精也只是接近而遠遠不能與天然香料相媲美。
    化學香精類香品之所以能暢行開來，也是由於大多數香客只是把燒香作為祭祀的儀式。既然不聞香，不品香，只是燒香、看香，也就自然忽視香的用料、配方與品質，而只關注香品外形的美觀或香味的濃豔了。

    宋代，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都進入了一個高峰時期，香文化也從皇宮內院、文人士大夫階層擴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且出現了《洪氏香譜》等一批關於香的專著，步入了中國香文化的鼎盛時期。
    宋代的航海技術發達，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比唐代更為繁榮。巨大的商船把南亞和歐洲的乳香、龍腦、沉香、蘇合香等多種香料運抵泉州等東南沿海港口，再轉往內地，同時將麝香等中國盛產的香料運往南亞和歐洲。（沿“海上絲綢之路”運往中國的物品中，香料佔有很大的比重，常被稱為“香料之路”。）
    宋朝政府還在泉州設立了市舶司（類似於現在的海關），專門負責管理進出口貿易。當時市舶司對香料貿易徵收的稅收甚至成為國家的一大筆財政收入。宋朝政府甚至還規定乳香等香料由政府專賣，民間不得私自交易。足見當時香料貿易的繁盛與香料用量之大。 
    宋代之後，不僅佛家、道家、儒家都提倡用香，而且香更成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在居室廳堂裡有熏香，各式宴會慶典場和也要焚香助興，而且還有專人負責焚香的事務；不僅有熏燒的香，還有各式各樣精美的香囊香袋可以掛佩，製作點心、茶湯、墨錠等物品時也會調入香料；集市上有專門供香的店鋪，人們不僅可以買香，還可以請人上門作香；富貴之家的婦人出行，常有丫鬟持香薰球陪伴左右；文人雅士不僅用香，還親手制香，並呼朋喚友，鑒賞品評……
    從宋代的史書到明清小說的描述都可看到，宋之後的香與人們生活的關係已十分密切。
    這一時期，合香的配方種類不斷增加，製作工藝更加精良，而且在香品造型上也更加豐富多彩。除了香餅、香丸、線香等，還已廣泛使用“印香”（也稱“篆香”，用模具把調配好的香粉壓成回環往復的圖案或文字），既便於用香，又增添了很多情趣。在很多地方，印香還被用作計時的工具。
    與“焚”香不同的“隔火熏香”的方法也較為流行：不直接點燃香品，而是先點燃一塊木炭（或合制的炭團），把它大半埋入香灰中，再在炭上隔上一層傳熱的薄片（如雲母片），最後在薄片上面放上香品（單一的香料或調製的香丸），如此慢慢“熏”烤，既可消除煙氣，又能使香味散發更加舒緩。 
    到明朝時，線香已有廣泛使用，並且形成了成熟的製作技術。

    香文化在隋唐時期雖然還沒有完全普及到民間，但這一時期卻是香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香文化的各個方面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從而形成了一個成熟、完備的香文化體系。
    隋唐之前，雖然上層社會對香推崇備至，但很多適宜熏燒的香料特別是高級香料不產於內地，而是來自邊疆或域外，所以可用的香料總量較少，即使對上層社會來說也是稀有之物，甚至級別稍低的官吏也難以享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香文化的發展。而唐代之後，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隨著唐王朝成為一個空前富強的大帝國，其對外貿易及國內貿易都空前繁榮起來。西域的大批香料通過橫跨亞洲腹地的絲綢之路源源不斷的運抵中國。雖然安史之亂後，北方的“陸上絲綢之路”被阻塞，但隨著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提高，唐中期以後，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興盛起來，從而又有大量的香料經兩廣、福建進入北方。香料貿易的繁榮，使唐朝還出現了許多專門經營香材香料的商家。社會的富庶和香料總量的增長，為香文化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在唐代，大批文人、藥師、醫師及佛家、道家人士的參與，使人們對香的研究和利用進入了一個精細化、系統化的階段。對各種香料的產地、性能、炮製、作用、配伍等都有了專門的研究，製作合香的配方更是層出不窮。
    在這個時期，對香品的用途也有了完備細緻的分類：會客用的香，臥室用的香，修煉用的香等等各不相同；佛家有佛家的香，道家有道家的香，不同的修煉法門又有不同的香……可以說在唐代已是專香專用了。
    象前朝的帝王一樣，唐代的許多皇帝，如高宗、玄宗、武后等都對香料十分鍾愛，而且依仗國力之雄厚，在用香的品級和數量上都遠遠超過前代的帝王。皇帝經行之處，甚至以龍腦、郁金鋪地。
    佛教在唐代的興盛也對香文化也是一個重要的推動。佛家的教理經書對香大加推崇，幾乎在所有的佛事活動中都要用香。不僅敬佛供佛時要上香，而且在高僧登臺說法之前也要焚香；在當時廣為流行的浴佛法會上，要以上等香湯浴佛；在佛殿、法壇等場所還常要潑灑香水。唐代皇帝大多信佛，皇室佛事活動頻繁，其用香數量之大便可想而知了。
    在唐代的香具中，出現了大量的金器，銀器，玉器，即使模仿前朝博山爐的樣式，外觀也更加華美。
    熏球（漢代已經出現）、香鬥等香具開始廣泛使用。（熏球由兩個半球形鏤空金屬片扣在一起，中央懸掛一杯形容器，容器內可以焚燒香品，即使搖擺晃動，香品也不會傾灑出來。香鬥是帶有長柄的小香爐，可以握在手上，主要用於供佛。）

    人類使用天然香料的歷史久遠。從現有的史料可知，春秋戰國時，中國對香料植物已經有了廣泛的利用。由於地域所限，中土氣候溫涼，不太適宜香料植物的生長，所用香木香草的種類尚不如後世繁多。多用的有澤蘭（非春蘭）、蕙草（蕙蘭）、椒（椒樹）、桂（桂樹）、蕭（艾蒿）、郁（郁金）、芷（白芷）、茅（香茅）等。那時對香木香草的使用方法已非常豐富，已有熏燒（如蕙草、艾蒿），佩帶（香囊、香花香草）、煮湯（澤蘭），熬膏（蘭膏）、入酒等方法。《詩經》、《尚書》、《禮記》、《周禮》、《左傳》及《山海經》等典籍都有很多相關記述。
    人們對香木香草不僅取之用之，而且歌之詠之，托之寓之。如屈原《離騷》中就有很多精彩的詠歎：“扈江離與辟燕兮，紉秋蘭以為佩”；“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椒專佞以慢稻兮，木殺又欲充夫佩幃”。
    秦漢時，隨著國家的統一，疆域的擴大，南方濕熱地區出產的香料逐漸進入中土。隨著“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活躍，東南亞、南亞及歐洲的許多香料也傳入了中國。沉香、蘇合香、雞舌香等在漢代都已成為王公貴族的爐中佳品。道家思想在漢代的盛行以及佛教的傳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一時期香文化的發展。
    西漢初期，在漢武帝之前，熏香就已在貴族階層流行開來。長沙馬王堆漢墓就出土了陶制的熏爐和熏燒的香草。
    熏香在南方兩廣地區尤為盛行。漢代的熏爐甚至還傳入了東南亞，在印尼蘇門答臘就曾發現刻有西漢“初元四年”字樣的陶爐。
   “博山爐”（模擬仙境博山）在西漢至魏晉南北朝的七百年間一直廣為流行。（圖：錯金博山爐，河北滿城漢墓出土。通高26cm，爐蓋鑄成山巒狀，爐座飾卷雲紋，座把透雕三條欲騰出海面的蛟龍，龍頭承托爐盤，爐盤上是挺拔峻峭的山巒，象徵道家傳說中的海上仙山，山間有神獸出沒，虎豹奔走，靈猴戲耍，還有獵人追逐逃竄的野豬，另有小樹點綴山色。）

 

            錯金博山爐        立雀博山爐 

    中國香文化是一個古老而全新的命題。
    香，靈動高貴而又樸實無華；玄妙深邃而又平易近人。它陪伴著中華民族的歷代英賢走過了五千年的滄桑風雨，走出了華夏文明光耀世界的燦爛歷程。它啟迪英才大德的靈感，濡養仁人志士的身心，架通人天智慧的金橋，對中國人文精神的孕育與哲學思想的形成都是重要的催化與促進。
    人類對香的喜好，乃是與生俱來的天性，有如蝶之戀花，木之向陽。
    香，在馨悅之中調動心智的靈性，於有形無形之間調息、通鼻、開竅、調和身心，妙用無窮。正是由於深諳此理，歷代的帝王將相、文人墨客才競皆惜香如金、愛香成癖。
    香，既能悠然與書齋琴房，又可縹緲於廟宇神壇；既能在靜室閉觀默照，又能于席間怡情助興；既能空裡安神開竅，又可實處化病療疾；既是一種精英文化，又是一種大眾文化。究其實，它出身本無固定之標籤，唯靈秀造化源于自然。宋代陳去非的詩作《焚香》，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中國古人對香的評價：
    明窗延靜晝， 默坐消塵緣；
    即將無限意， 寓此一炷煙。
    當時戒定慧， 妙供均人天；
    我豈不清友， 於今心醒然。